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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心、理性与“一国两制”及其发展趋势

作者:宋华铿

爱心、理性与“一国两制及其发展趋势


                                                


       爱心,即博爱之心。这是一种“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头颅肯使闲中老?祖国宁甘却后灰”的“不以一已之利而利,而使天下受其利”的无私高尚之爱;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舍小而取大、舍已而为人的博大精深之爱。具有这种爱心的人必定是爱人类、爱世界、爱祖国的人,他们必定具备敢于弄潮,善于顺应并能驾驭历史潮流因而推动历史前进的那种伟大而明智的理性。也就是说:爱心和理性是每一个顺应历史潮流,敢于前进、敢于革命的领袖的天赋,无论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者还是无产阶级革命者,莫不如是。正因为此,他们都具备着无与伦比的爱心和理性。海峡两岸人民以及世界人民都推崇备至的孙中山先生就有着博大的爱心和明智的理性,他的“天下为公”不正是博大爱心的表现么?早在19124日,孙先生就对三民主义中的民生主义作出了理性的解释,他说:“民生主义非以社会主义行之不能完全。实行民生主义,以社会主义为归宿”,“实行社会主义之日,我中华民国之国家一变而成为社会主义之国家”(摘自《在上海中华实业联合会上的演说》)。在这里,孙先生不仅没有把社会主义当作异端邪说,而且把它当作是“民生”的归宿。这就是作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家的理性。“为人民服务”则是无产阶级革命家博大爱心的表现,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家,毛泽东还说过:“中国共产党人一向把自己看作是孙先生革命事业的继承者”,这就是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理性。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于19841216日在北京正式签署中英关于香港问题联合声明前夕说:“中国领导人提出的‘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概念是富有想象力的——它为世界提供了经验。”她引用了联合国秘书长的话说:“它为其他国家树立了成功解决困难问题的榜样”,这些话都体现了作为现代西方社会的政治家,世界公认的“女强人”撒氏的明智理性。1984年,蒋氏连任总统时说:“六年之内,一定要搞统一”、“我们要有大担当,大动作,要采取非常措施”。他还表示要向历史“做出交代”;孙运璇先生也说过“偏安不能自保,分裂必得灭亡,唯有统一中国,才能确保台湾”。于是便有了交还华航飞机的第一次谈判, 有了一系列的接触和暗中的“三通”,有了台胞赴大陆探亲的开放,有了“辜汪会谈”春节包机等等—–。由于上述一切,才致当今世界大体处于和平与发展的主流之中。爱心和理性战胜或者说正在战胜邪恶和疯狂。


邓小平,这位当今世界瞩目的政治家在谈到与台湾的关系时曾说:“能用一千几百万人口的台湾的现行制度来统一十亿人口的大陆吗?我们曾多次劝告台湾当局,不要这样想,要搞一个你不吃掉我,我也不吃掉你的办法”。 这个办法就是“一国两制”,而“一国两制”正是博大爱心与明智理性的充分体现。尽管台湾朝野因其自身的不言自明的原因对此有着种种的曲解、疑虑和不信任感。但我们有理由相信台湾朝野大多数政治家是有爱心和理性的,因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古训他们应该也是一清二楚的。只要他承认自己是中国人。那么,“一国两制”发展的趋势是什么呢?我以为,它既然是爱心和理性的产物,既然符合历史发展的潮流,我们没有理由不对它的发展趋势持乐观态度。中英与中葡关于香港和澳门问题的协议已证明了它可喜的趋势,香港、澳门回归后的继续稳定、繁荣和更加发展更加证明了它强盛的生命力。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陆所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这一切说明什么呢?说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共产党的爱心与理性的复苏;说明我们的“政策见效、对头,人民拥护”;说明孙中山先生于“吸收社会主义的原则使全体人民都得到物质进步的好处”这一想法真正得到了体现和发展 。我们相信:海峡两岸在经济上的差距一定会继续缩小,缩小的原因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的爱心和理性所使然。


“一国两制”实施的过程必然会有一个和平共处、和平竞赛的发展阶段,这个阶段长达“五十年”至“一百年”,通过半个多世纪的实验,大陆一定会从港、澳、台以及世界“吸取资本主义中的精华,融合社会主义的优点逐渐找出一套适合于全中国的政治、社会、经济的制度” 本人觉得,这就是用生产力标准来衡量一切,建设成的“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这又恰恰与孙中山先生在1903年《复友人书》中所说的“能开其生产力则富”要在“社会上大多数的利益相调和”的前提下,“取法乎上,发奋为雄,以异常之速度,学西人之文明而尽有,并驾而上之”有着如此的一致性,这不是巧合,而是伟大的革命家们爱心和理性的共鸣。


“一国两制”的发展不会是一制向另一制的过渡即“你不吃掉我,我也不吃掉你”,而是“两制”都以爱心为动力,以理性做指导,进行“自我扬弃的内在改革”走向“超越发达资本主义”的理性社会(摘自香港《中拓》19863258版鲁凡之《两制》一文),即“国家为人民所共有,政治为人民所共管,利益为人民所共享”的“共产”社会(引自1903年孙中山《复友人书》)。


19887月省民革《一国两制》论文交流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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