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农”问题

作者：宋华铿

 

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三农”问题已经非常严重。直觉告诉我，如果按照现在这样搞法，恐怕改革开放也很难继续下。但是“三农”到底是个个什么现状，我们也只能从农民负担越来越重、增收困难、农村撂荒严重、因病致贫越来越多等一些现象去体会，直到退休后看到一本书叫《中国农民调查》才大吃一惊，其中的描述简直触目惊心，请看该书的引言：

——我们没有想到，安徽省最贫穷的地方，会是在江南，是在闻名天下的黄山市，在不通公路也不通电话的黄山市休宁县的白际乡。在那里，我们吃惊地发现，大山里的农业生产仍停留在刀耕火种的原始状态，农民一年累到头，平均收入只有七百元，月收入仅摊到五十八元；许多农民住的还是阴暗、潮湿、狭小、破旧的泥坯房子，有的甚至连屋瓦也置不起，房顶还是树皮盖的。因为穷，一旦患病，小病强忍，大病等死。全乡六百二十户人家，贫困户竟占到五百一十四户，达到百分之八十二点九；全乡两千一百八十人，贫因人口也占到一千七百七十人，达到百分之八十一。可是，就在这样一个贫穷的乡镇，因为前几年乡村干部们搞浮夸，居然被上面认定已经脱贫，派下来的苛捐杂税，压得村民透不过气；而且，这个乡的乡长又是个敲骨吸髓的贪官；就在我们去之前才被法办。我们在惊讶于贪赃枉法者已是无处不在的同时，更令人窒息般地感到话题的沉重。

——2000年春天，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李昌平在给国务院领导的一封信中说了这样三句话：“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

——一个在乡镇工作了十几年的干部在写给中央的信中说道：我们要说，我们看到了你想象不到的贫穷，想象不到的罪恶，想象不到的苦难，想象不到的无奈，想象不到的抗争，想象不到的沉默，想象不到的感动和想象不到的悲壮……

——另一个乡镇干部说：虽然做过十几年的乡镇干部，耳濡目染了很多关于农民的故事，但如此集中地看整个的农村、农民，还是第一次。虽然这样的故事在自己的身边不鲜见，但站在作者的角度上看农民、思索农民还是不多的。这让我感到了震撼。
　　农民真的好难。不仅是字面意义上，作为从没缺衣少食的我们所能理解的那样的难。那是一种近似绝望的困难。在体制的重压下，在酷吏的逼迫下。我想，假如，我仍旧是乡镇的一名既得利益者的时候，我也会成为那样的酷吏的。

但是，在当时的萍乡，说老实话，我还真的没有感觉到“三农”问题会严重到那个程度，只是觉得要为农民讲点话，至于有用无用，也不是我一个小小的政协委员能解决问题的。因为每天都听到领导们讲“要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于是在政协和农业局的大力协助下选了个不敏感的话题：农业“五站”问题，而且题目也很特别《“三个亿”的经济增长点就在身边——我市农业“五站”和农业科技推广情况调查及建议》，这个发言材料从当时我市农业科技成果推广的基层体系，乡镇“五站”（即：农技推广站、畜牧兽医站、农机管理站、农村合作经济经营管理站和水产技术推广站）的现状调查入手，以人们最关心的稻、猪、鱼、气（沼气）为例，仔细的算了一笔科技成果推广账，算出以现有成熟的“旱床育秧、抛秧、薄露灌溉、配方施肥，良种猪、低成本养猪，科技养鱼”等科技成果全面推广，可以给萍乡农村带来“三个亿”的经济增长点，然而，农业“五站”的现状是怎么样的呢？我在材料中写道：

全市在1996年下达农业“五站”事业编制1350个。全市59个乡镇共建“五站”266个，在岗人员1043人，其中大中专毕业生174人，仅占1 6.7﹪，聘任制人员225人，占21.6﹪，农民技术员598人，占57.3﹪，1054人中，仅有506人在编制内，而其中不在岗位上的有143人。这些数字说明的问题一是专业知识结构差，二是拿了工资不务“正业”者（指乡镇挪用编制去干与科技推广无关的工作）又占了28﹪。因为建设和健全“五站”不是所谓的“硬指标”，各县区从思想认识上反映出的问题更严峻：一是有的县区将“五站”人员当做额外负担，不予全额拨款；二是一部分乡镇不支持“五站”工作，还向“五站”收取管理费和利润，平调“五站”财产；三是部分“五站”人员思想不够解放，市场观念、竞争意识淡薄，服务意识差，在财政困难情况下，更是不求上进，人心思“走”。

我从民革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之后，又被市政协指派去做过一次农民减负的调查，在与市政府领导面对面协商中做了《关于我市农民增收问题的调查及建议》。调查中，我发现萍乡农村起码存在如下几个影响农民增收的问题：

一是增产不增收。2003年大旱之年里，有的村农民减收幅度超过一半。农药、化肥等农资的价格上升，种田亏本，不如打工来得实惠。双季改单季，撂荒严重，我接触的4个村撂荒面积占总面积的85-95﹪。

二是对农村种养专业户的扶持不够。小额贷款“雷声大，雨点小”，缺少技术示范和指导，加上销售渠道不畅，种养规模越来越小。

三是因病、因学致贫的农户增多。农村缺医少药，看病贵、看病难得不到解决。

四是农村基础设施薄弱，农田水利设施年久失修。政府投入少。

五是干部作风不务实，进村不是收粮，就是“捉人”（指对待超生者）。东竹村农民说：“干部下来要吃这吃那，我们连水都没得吃。”

 以上两个有关“三农”问题的调查之后，均提出了看似操作性很强的建议，但效果甚微。“五站”也好，农民减负也好，都是老问题。单说“五站”，它直接关系着农民的增收，但它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它的运行、管理机制等各方面均无法适应实行承包责任制之后农村的变化，加上市场经济的强烈冲击，新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无法在农民负担越来越重的情况下由地方政府单独去建立，它必须在中央和地方各级财政全力扶持“三农” 的大的环境条件下才能建立和健全。当然，这是在我看过了《中国农民调查》之后才得出的结论，当时只是凭借一股热情才写了这样一个调查，虽然费时费力不少，却没有多大效果。

以胡惊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决履行以人为本的治国理念，推行构建和谐社会的科学发展观，将彻底解决“三农”问题纳入了快车道，2000年实行农村费税改后，又于2004年撤销了在中国实行了2600多年的农业税，紧接着，种粮直补、免交学杂费、低保医保等一系列惠农举措相继出台，我坚信，在逐步实行城乡统筹的进程中，我国的城乡一定会走进一元化的和谐社会中。那时，恐怕就不再存在“三农问题”这个词组了吧。